到底还会有多少农民进城买房？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专家说至少有2亿，有的说3亿，还有的说是4-5亿。他们无外乎就是想佐证还有大量农民进城，只要进城就要买房，他们就会成为房地产强有力的支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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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进城的谁不想留下来？谁不想买房？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能买者总是寥寥无几。就好比我们明知道还有大量的住房需求，可是也只能望房兴叹一样，难以形成实际的购买力。当下房地产的僵持就是最好的写照。
农民这些年的确日子好过了，但要想在城里买房落脚还不是脑门一拍那么简单。可能有些地方不顾实际，一股脑儿把村里人硬生生变成城里人的事不少吧。现在不允许这么干了。
“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与户籍挂钩，多年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因为害怕失去在农村的权益。所以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住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
7月8日，在“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如是说。
杨伟民曾发表过不少房地产观点，大部分我都很认可，比如他曾提到，高房价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压。高房价带来的问题之一，是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制造企业，还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这就是问题。
他还表示，中国经济压力大是因为消费下降了，而消费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房价。高房价已经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影响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发展。
所以在这次论坛上，杨伟民认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过去三年，受冲击更大的仍然是居民消费。究其原因，主要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位居居民消费第一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等。
这其中提到的就是居民收入低，特别是农民收入低，再就是房地产的挤出效应下，居民消费受到影响。当然，不用抬杠，房地产占了大头，还有教育成本之类的也不能忽视。
该怎么办呢？杨伟民建议提高居民收入。但不能只说空话，如何提高呢？他表示，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
过去可能面向的都是企业或生产者，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面向消费者，或者说普通老百姓。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结合现有的住房制度和身份证制度。那就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7月7日，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楼市政策应强化中长期调节》表示，短期的补救举措固然必要，也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楼市调控既要着眼当前，更要兼顾长远。建立良性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需要实现“人房地”联动，破解住房市场深层次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日报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房地产中长期的一个突破，即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要着眼未来。而房地产的问题其实跟现有的住房制度和身份证制度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伟民认为，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
我们不能光盯着他们进城买房，更要考虑他们的就业，以及他们买房后强大的关联消费，那就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固有问题，让他们进城没有后顾之忧。
对此，7月9日，房地产专家孟晓苏也在采访中解读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要搞户籍制度来区分城市和农村户口，他表示，户籍区分制度是在当时国家资源紧缺情况下不得已的办法。现在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都发展了，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发展城乡一体化非常有意义。
的确，时过境迁，这个牵绊着人口流动的证确实需要变革了。住房制度也好，身份证制度也罢，都是多年来形成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很难，但我们必须提前统筹，正如杨伟民那句话，不一定要固守增长目标，越是困难越需要向改革要动力，通过改革来增加潜在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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