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城市竞争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年上半年十强城市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重庆GDP超过广州,位居全国第四,广州退居第五。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格局改写了吗?至少目前,从产业结构、资金总量、人才流动等多个指标来看,重庆与广州差距还不小,但广州自身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与北上深在产业发展层次、产业转型升级上的差距不容忽视。
GDP排名因何变化
2020年上半年,广州完成GDP 10968.29亿元,同比下降2.7%;同期重庆GDP为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两相比较,重庆比广州多了241.54亿元。
实际上,广州GDP总量被重庆超过也在意料之中。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广州实现GDP 23628.60亿元,重庆为23605.77亿元。广州仅领先重庆22.83亿元,优势微乎其微。
广州从1989年起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2016年,在连续27年地区生产总值位居第三之后,广州GDP首次被深圳超越;今年再被重庆超过,退居第五,也是广州三十年来的最低位。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向第一财经分析,重庆人口总量大,土地面积大,因此发展空间大;同时,疫情之下,广州外需和商贸市场受到很大冲击。
从产业结构来看,去年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一方面,作为国内三大门户型、枢纽型都市之一,广州与京沪一样,受疫情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拥有发达的商贸市场,今年这部分冲击很大。6月,有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也只能改为云上举办。
相比之下,重庆的三产仅占53%,外向度也比广州低不少,受外贸出口影响较小,因此复工复产较快。
彭澎说,重庆是直辖市,又有多项政策加持,因此未来仍会保持较快发展。包括重庆在内,未来强二线城市中会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但从综合实力看,这些城市跟一线城市的差距仍不小。
以重庆和广州为例,重庆GDP超越广州,更多的是人口和面积带来的规模效应。重庆有3000多万人口,面积达到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但从衡量发展水平、产业层次的一些重要指标上,重庆与广州仍然有很大差距。总体来看,尽管重庆GDP总量超越广州位居第四,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比如,2019年,广州人均GDP达到了156427元,同期重庆为75828元,约为广州的一半,仅比全国平均水平70892元略高一些。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者叫“资金总量”,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活力的体现。到去年底,广州已经达到5.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四;重庆为3.9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七。
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层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去年广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到12174家,位居全国第四;重庆只有3141家,位居全国十五。当前重庆的传统制造业较为突出,但在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仍有较大短板。
由于产业发展层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广州对人才、人口具有强吸引力。目前广州人口净流入577万人,重庆净流出292万人。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彭智敏向第一财经分析,相比GDP总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研发所占的比重,科技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等指标会更有意义。
广州不能再吃老本
广州对重庆等二线城市仍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但与北上深相比,近年来广州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方面的相对落后,制约着广州的整体竞争力。
在资金总量方面,2013年以前,广州一直领先于深圳,仅次于京沪。但2013年,广州资金总量被深圳超过,2015年又被深圳大幅甩开。截至去年,广州资金总量仅有深圳的七成。
在彭澎看来,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新钱”和“旧钱”的差别,更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传统商贸业很强,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赚的是辛苦钱。”
据统计,2018年广州共有713个专业市场,市场商户逾80万户,市场交易总额超万亿元。在传统商贸时代,专业批发市场强势的城市或者区域,汇聚的资金也多。此外,广州当时的汽车、石化等传统产业也比较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在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级发展的标志性产业。一个城市要在全国经济竞争中有话语权,常常需要在这两大产业上有突破。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又是全国金融中心之一,近年随着创业板、科创板先后推出,高新企业加速资产证券化,一旦企业上市,再投资的资金滚动会很快。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教授向第一财经分析,城市经济总量、资金总量的变化客观上反映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城市本身的增长动力。过去广州对比深圳的优势在于,广州的重工业发展得较好,汽车等产业占比较高,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但对深圳来说,由于缺少发展传统产业的资源和要素,也倒逼深圳必须走相对轻型化的产业路径。上世纪90年代以后,深圳逐渐走向以科技创新驱动为主的道路,成效明显。
谭刚认为,早期深圳也出现过高新产业对经济贡献不大的阶段,但后期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顶尖企业,对经济的拉动明显,由此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发展,走向与深圳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发展路径,同时又抓住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彭澎说,深圳早期也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上世纪90年代后各项成本上升,产生挤出效应,很多产业被转移到东莞,之后大力发展高新产业。“而广州土地多,专业市场、传统制造业都舍不得放手,高新技术相比不突出。”
以科创板为例,开闸一年来,北京已有25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上海19家,深圳13家,苏州10家,杭州6家,广州仅有5家。
实际上,2013年以后深圳资金总量对广州的超越乃至大幅甩开,代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商业、传统产业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广深之间,在城市内部格局及更大的区域发展空间上也是如此。
2013年以来,南北经济增速分化明显,其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在中部大城市武汉,过去汉口传统商业突出,发展总体比武昌好,但近年来高校众多的武昌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向第一财经表示,近年产业结构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城市,发展往往比较快。广州的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新兴产业不突出;另外,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民营经济发展不足。
胡刚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广州不如天津、重庆等城市,但后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广州改革的风气领先。但近几年广州领先的举措较少,闯劲和动力明显弱化,这很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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